10月7日，央行和财政部在不到9小时内相继表态：央行宣布从2018年10月15日起对大部分银行降准1个百分点，主要目的为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预计共释放资金1.2万亿元;财政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1.3万亿元。

央行、财政部在同一天发声并不常见。

一周后即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继续为中国经济打气：“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

当外界还对今年7月央行与财政部争论“何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记忆犹新时，作为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部门，央行与财政部已经携手为稳经济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财政部减税为企业节流，央行降准为企业资金开源，两个部门的配合将让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基建发力待见效

今年7月，央行与财政部相关人士就“何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展开争论。随后，7月底的两场重要会议结束了这场争论。

7月23日，在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国常会上，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称“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此后，央行与财政部再次携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万亿元地方债陆续出炉;为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央行不断推出SLF(常备借贷便利)和MLF(中期借贷便利)，但三季度的中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国泰君安宏观团队发布研究数据显示，三季度中，生产、消费和投资较二季度都有下降，从而使得GDP预计增速回落至6.6%。更早之前，9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增速比1-7月回落0.2个百分点，处于一年来的均值水平附近。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延续下滑态势，主要缘于基建投资的大幅度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8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4.2%，较1-7月回落1.5个百分点，再创新低。“国家‘稳基建’的措施未能在经济数据中显示，并不是因为这些措施没有产生效果，而是因为基建项目的上马周期大多在三个月到半年。”牛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要到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国家提振基建的效果才会开始逐步显现。

在采访中，牛犁进一步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相当复杂，这些问题的具体反应就是流动性偏紧和投资不振。“要稳定经济，需要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

“组合拳”背后的新挑战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法宝。

2013年，时任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当年两会期间曾表示，在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央行和财政部门建立了一种相互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在财政资金的收支中执行不同的角色。更通俗地说，财政是国库的会计、政府的会计，而人民银行则是政府的出纳。

“两者之间要相机抉择，选择最合适目前中国经济的调控方法。”牛犁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此外，他强调，当前业界和学界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一种声音，认为“货币政策正在失效，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提振经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要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就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密配合的前提下，就具体形势及时微调，否则不可能取得预期的宏调效果。”牛犁在采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国内的经济正在承受下行压力，宏观调控中更加应该“两条腿走路”。

以此次央行和财政部打出的“组合拳”为例：央行降准将会释放约7500亿元增量资金，可以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下，预计减降税费规模将从年初的1.1万亿元上升至1.3万亿元。“这套‘组合拳’令人振奋，但与此同时，开征新税种的说法却总让人有些担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时，不适宜出台增税政策。杨志勇指出，目前我国经济一方面是企业税负沉重，生产经营乏力;另一方面是居民个人消费乏力，“通过减税和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当下财政政策需要承担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协调性不够甚至互相冲突、抵消的难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制定者都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名在珠三角银行任职管理层的资深银行业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过去遇到经济下行压力时，大多是通过央行释放流动性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央行可以决定放不放水、放多少水，但对于水流向哪里是没有多少控制力的。”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导致过去几年中金融风险急遽增加。

与此同时，“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新的压力：财政部的绩效考核基本实行数字管理，对财政部来说，面对巨大的财政开支，需要不断地增加财政收入。如此，大规模降税会不会对财政部造成新的压力?究竟该如何平衡?杨志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虽然我国30年来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但这并不表示财政总收入一定要保持高速增长，“在特定情况下，政府财政总收入暂时出现负增长也是正常的。因此给企业减税即使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不必通过增加新税种把损失补回来。” “相反，通过减税刺激所带来的税基扩大，反而可能为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杨志勇强调。

实际上，大国内部央行和财政部门的分歧并不鲜见。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曾多次批评财政政策。2011年，他指责财政政策阻碍了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直接削弱了货币政策保障充分就业的能力。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而货币政策部门又需要保障金融稳定的时期，货币政策部门往往需要求助于财政政策，而这也是货币和财政部门最容易发生分歧的时期。

“稳增长是之前要做的工作没做完，现在补作业;去杠杆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总基调，是经济工作的根本。”牛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应该把稳增长和去杠杆两者割裂开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财政部考虑更多的是融资问题和开支问题，而央行考虑的则是宏观调控，“是传导问题。”

在曹远征看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机制是目前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曹远征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认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应当依靠的还是金融改革，“对中国而言，讨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职能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应该回归到经济发展本身，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动力”。

流动性陷阱之忧

10月15日，存款准备金迎来今年自1月、4月、7月以来的第4次下调。此次下调1%之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到14.5%，中小型金融机构则为12.5%。

历经4次降准之后，央行在10月15日表示，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金融机构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的影响，当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至此，央行已连续11个交易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

随着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银行间的市场资金价格持续走低，国内的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尽管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利率水平是合适的，且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但随着M1和M2增速的持续放缓和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萎缩，市场对于中国是否将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再次加重。

流动性陷阱最早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主要是用来描述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无效的一种状态。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即使央行将利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者投放再多的流动性，公众都只选择持有现金而不愿意再投资，任何超额投入的流动性都将会被作为现金持有，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到那时，政府只能利用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来刺激总需求。

但在曹远征看来，面对这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应该以“宏观审慎”的态度去理解：“这一轮的宏观审慎，实质为了释放一定的流动性以保持债权债务链条的完整性。” 曹远征强调，这次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关键，是防止去杠杆过快导致的杠杆快速衰退，“从历史意义来说，它是补充流动性的一种安排，而不是公众所认为的货币正常的宽松化安排。”

“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财政政策落实的关键还是要把1.35万亿元的地方债发好、用好。”牛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