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正式生效。这份文件共5页，在外资限制措施上，比2017年版的63条减少了15条。

2018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亮点在：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分别在2020年、2022年取消商用车、乘务车的外资股比限制。此外，2018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删除了“我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说明，明确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

大幅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表明了中国实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决心。6月以来，中国密集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举措：6月11日，《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6月30日，发改委、商务部发布2018年版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该文件亦已于7月30日起施行。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正在加快步伐，这不只是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也在倒逼中国内部改革。时代周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

重在后续配套改革

时代周报：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在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汽车、船舶、飞机、农业、能源、资源等领域推出开放举措，限制措施缩减了近1/4，缩减限制措施的领域呈现什么特点？

白明：应该说，能开放的领域几乎都开放了。而且还表明了未来的进一步开放举措，例如金融业和汽车行业的开放，都有相应的开放时间表：金融业是2021年全部开放，汽车行业是2022年。也就是说，此番开放有即将落地的，也提供了开放期货即未来将兑现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次还放开了一些尖端领域，过去这些领域是严格限制的，比如飞机设计、制造和维修，基本形成全行业开放，这说明在这些尖端领域上，我们有自信开放。

时代周报：在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将会给中国金融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白明：有利于倒逼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不能只是实体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整个金融业一定也要走向世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内实体经济，

中国目前的金融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发展水平较低，以吃利差作为主要的服务收入。比如银行业，存贷款利差是主要收入，国外则更多凭借多元服务收费。证券业、保险业也存在类似现象，服务水平、服务范围达不到国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放，引入国外金融业形成竞争，同时把中国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之中，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多主动。

时代周报：就金融来看，比如银行业要更加开放，还需取消更多的监管障碍、减少企业报告方面的负担等配套措施，如何做好负面清单的后续配套改革？

白明：实际上，这些后续配套改革是更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了四点开放措施，涉及金融业开放的一共有两点，一是扩大市场准入，二是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实际上是把门开大，把门槛降低，但进得来只是一方面，活得好是另一方面，这就需要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做文章，进一步规范金融秩序，让国外相关行业觉得有法可依、透明度强，另外还应在制度上予以便利，例如企业备案制，简化、下放审批环节，让企业少跑路，他们自然就会进来。如果只是开个大门，但市场混乱，是不具吸引力的。这一系列改革，归根到底涉及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追求局部竞争优势

时代周报：商务部发布的最新外商投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856家，同比增长10.2%，但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4.1亿美元，同比下降16.5%，如何理解新设企业增加但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下降的情况？

白明：不能单纯看使用数额的多少，从外资结构上看，外资更多投向服务业，服务业多属于人力密集型，带动就业更明显，但资本使用更多是在制造业中。

最近，中国的外资利用确实有压力，部分外资流出，但很难分辨是不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为无论外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得考虑到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有的外资企业因成本提升、利润空间有限就离开了—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如果该产业是直接向美出口，那么留下就更困难了。所以外资流出，有的是因为成本提升，有的是因市场问题，或者两者兼具。

时代周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弥补这方面劣势。制造业开始向传统工业强国回流，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特点。美国通过企业降低税负拓展包括页岩气在内的本土能源产业，为制造业创造成本优势，中国将如何应对？

白明：技术的发展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国要朝高技术方向发展，但所谓“一口气吃不成胖子”，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意欲封堵中国朝高端制造业迈进的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过去是中国的优势，这方面现在越来越不如东南亚国家。

目前，中国可以说处于一个中间位置，不再具备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距离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又有一段差距，那么可以追求局部竞争优势，尽量挽留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即将流出的企业。另一端则是低端行业的转型升级，例如纺织服装业，可以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品牌质量，即在“一高一低”两方面着手。再结合中国自有的优势，包括全产业链优势、规模经济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和制度动员优势等，最终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单项有差距，但是按全能来比，就能占据有利位置。

时代周报：从目前国际形势来讲，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到新的高度，可以从哪几大方面入手？

白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博鳌论坛上提过，当务之急是四大方面，即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主动扩大进口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还可以有所增加，比如打造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等，都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