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6日，贵州省流通协会发布《关于转发(黔改综合【2019】791号)文的通知》的通知，要求贵州省各个汽车流通单位“充分领会精神，并认真贯彻执行。”

这个“黔改综合【2019】791号文”，是贵州省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等九单位于8月31日发布的《省发展改委等九单位关于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要求贵州各地“多措并举稳定和规范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具体要求包括2019年贵阳市号牌发放量在2018年基础上增加30000个以上，并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实时取消小客车专段号牌摇号;推广使用甲醇汽车10000辆，从2020年7月1日起，贵州汽车排放标准升级为国六A，从2023年7月1日起，排放标准升级为国六B标准;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和减免增值税，在公共领域优先推广新能源车等等。

贵州省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和贵阳的放开限购、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正是地方政府积极响应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9〕42号)和6月6日发改委等三部委共同发布的《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的体现。

上述国务院和三部委相隔两个月相继发布的文件内容基本相似，在汽车领域都要求“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污染治理、交通需求管控效果，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虽然业界普遍认为，为了保证经济稳增长的“大局”，在房地产“只住不炒”的大背景下(虽然降了存款准备金率，但仍严防死守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在必须做出表率，即便已经从悬崖上跌落，连续13个月负增长，也要挑起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的重担，这是政治正确的要求。

贵阳于2011年7月份开始限购，针对进入贵阳一环的车牌设为专段号牌(车牌倒数第三位为字母)，设定每月1800个新车牌照的上限，通过摇号方式获得。此后又针对孟关汽车城发布专段号牌，摇号中签者只能在孟关汽车城车辆方能上牌。其他普通号牌没有摇号限制。

贵阳是上海和北京之后的第三个限购城市，也是实行汽车限购的非一二线城市。自限购实施以来，当年汽车总上牌数下滑了近20%，此后各方增加牌照的呼声不断加大，贵阳的专段号牌开始不断增加，从2014年的每年2.4万个左右增加到了2018年3.4万左右。

根据《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的监测，进入2019年，贵阳进一步放松限购，已分别于2019年1月(增加700个)、5月(增加1500个)和6月(增加1500个)三次增加摇号牌照数量，每月牌照数量从2011年限购时的1800个增加到了2019年7月份的6500个。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预计，在限购放松和鼓励汽车购买的大背景下，贵阳2019年的小客车总销量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万台左右，同比增加8%左右。

2019年7月11日和8月2日贵阳市交管局、司法局分别发布《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的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废止贵阳汽车限购的意见。

贵阳市认为汽车限购在2011年当时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在缓解交通拥堵、减轻大气污染程度，确保城市道路畅通、安全、环保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贵阳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地铁轻轨开通营运，贵阳的交通拥堵逐步缓解、空气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汽车限购政策所规范的小客车号牌摇号制度，使群众日常工作生活和市场主体购车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并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汽车销售市场的发展，不利于营造宽松、优化、良好的营商环境。汽车限购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建议废止。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预计，随着征求意见于2019年8月31日结束，这将意味着贵阳市从2011年7月11日开始实施的小汽车限购政策，即将正式走进历史的坟墓。贵阳也将成为中国汽车史上自实施限购政策以来第一个退出限购的城市(石家庄只公布了限购时间并未正式实施)。

海南放松限购

8月30日，海南省发改委、商务厅、工信厅等五省厅发布关于印发《关于落实汽车消费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优化小客车限购管理措施，满足居民汽车消费迫切需求。盘活逾期未使用的废弃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自2019年9月起，截止摇号当月，上年度同期上月废弃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自动计入本年度当月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总量。2019年8月至12月，在原定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数量的基础上，每月适量增加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更好满足居民汽车消费迫切需求。”

同时为了提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海南省公安厅于8月7日发布《关于2019—2020年全面放开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和数量的通告》，要去自2019年7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海南省放开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及数量，单位和个人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资格条件及数量不受《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限制。

按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申请个人申请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不再受户籍、是否有驾驶证等限制，单位申请人也不再受纳税和社保的限制。

海南省还对于在海南有纳税、建立地区总部的企业、大学、医院、会计师事务所等新设立企业和机构依据不同条件，“奖励”小客车指标。对于海南急需紧缺人才在购买新能源小客车时享受按当地居民同等待遇。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查询保险数后发现，2019年前7个月，海南小客车上险数为6万台。此次海南盘活逾期未使用的废弃增量指标和扩大新能源车牌照申请人的范围，无疑促进2019-2020年海南汽车的快速增长。不过应该不会撼动海南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大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广州深圳放松限购

随着贵阳放松和取消限购，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了其他几个限购地区。

贵阳是本轮八个限购地区中被要求放松甚至取消限购的第三个城市。

两个月前，在国务院、发改委、省级政府的多道令牌的重压之下，老牌限购城市广州和深圳也被迫开始积极响应。

6月2号，广州和深圳分别发布相关通告，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全年，广州和深圳将分别新增10万和8万个车牌指标(2019年下半年新增4万个，2020年全年新增4万个)，这是在限购城市中最先松绑的两个城市。

为了进一步体现放松限购的效果，抵消由于国五国六切换造成的市场疲软期，深圳更是将原计划2019年新增投放的4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由原来平均分配到2019年6-12月调整为2019年6-8月集中投放完毕(6月配置2万个，7月和8月各配置1万个。)

因为新能源汽车在广州和深圳都不限购，所以，在未来的19个月里，广州和深圳这新增的18万个新牌照指标无疑将全部发放给汽油车(包括节能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新购和换购需求的释放，拉动这两个城市的汽车销量增长。

据《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的测算，广州从2019年6月到2020年12月新增的10万个汽油车牌照，平均到每个月是增加5263个，这样2019年下半年的7个月里将新增36842个牌照，加上原有的12万个，使得2019年广州共新增15.7个牌照。

2020年新牌照在12万个基础上增加63157个牌照，共计新车牌照额度18.3万左右。

再考虑近几年广州新车销量仅占总上牌量的27%左右，由此次算，2019年广州总上牌数有望达到58万台左右，较2018年新增30%左右。同理，2020年广州总上牌量有望达到75万台左右。

深圳方面，深圳从2019-2020年每年新增4万个牌照。为了进一步体现放松限购的效果，深圳更是将原计划2019年新增投放的4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由原来平均分配到2019年6-12月调整为2019年6-8月集中投放完毕(6月配置2万个，7月和8月各配置1万个。)

2020年新牌照在8万个基础上增加4万个牌照，共计新车牌照额度12万个。

再考虑近几年深圳新车销量仅占总上牌量的22%左右，由此次算，2019年深圳总上牌数有望达到54万台左右，较2018年新增50%左右。同理，2020年深圳总上牌量有望达到76万台左右。

随着广州、深圳和贵阳的率先行动(2015年深圳就率先取消2万新能源牌照限制)，业界普遍预期其他限购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海南也将继续跟进。

2018年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贵阳、海南、广州、深圳八个限购地区共上牌了305万辆小汽车，占中国总小客车总上牌量的14%。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也认为，要想拉动经济增长，单靠广州、深圳和贵阳的临时增加牌照投放，带来的增量估计不会超过50万台，对于中国总的汽车销量贡献度也仅为2%左右。只有所有限购城市都放开、增加牌照数量乃至取消限购政策，才能带来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销量的实质性提升，才有可能扭转中国汽车大幅下滑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

然而，限购城市增加牌照限制或取消限购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增加牌照数量，肯定会增加汽油车销量，满足了无车家庭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拉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增加了地方税收，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起到支撑和稳定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因为除北京外限购城市大多对新能源车牌照没有限制，增加的牌照数量通常都给了燃油汽车，与国家通过鼓励发展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不考虑整个排放产业链的话)的来振兴经济的大方向并不一致。放开牌照带来了限购城市的交通拥堵加剧，污染排放增加，可能将使近几年环节拥堵和减少污染的努力毁于一旦，威胁到近两年效果显著的“蓝天保卫战”的成果。

北京会放松或取消限购吗?

随着广州、深圳、贵阳的限购政策放松，作为限购限行的先导示范标杆城市的北京，会放松限购或取消限购政策吗?

北京自2011年开始限购，每年新增小客车指标24万台;2014年开始二次限购，每年新增小客车指标15万台;2018年开始北京开始三次限购，每年新增小客车指标减为10万台(6万纯电动+4万燃油车)。

北京之所以在过去的10年里三次收紧小客车新车牌照额度，以及独特的排除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做法，其根本原因是首都的功能定位、环境的承载压力和对污染的容忍程度比其他城市更敏感一些。

北京十三五交通规划早早就制定了总体的汽车保有量上限，2017年底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2018控制在610万以内，2019年控制在620万辆以内，2020年控制在630万辆以内。

鉴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和汽车保有量已经无限接近北京设置汽车保有量的红线，《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认为，北京仿效其他城市大幅增加汽油小客车牌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放松对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管制的可能性也相当低，因为这也不符合“纯电驱动约等于纯电动”的行业政策导向。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预测，北京虽然也面临不小“全面放开新能源限购限行”的上级政策压力，但北京全面放开牌照和新能源限制几无可能，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寻求一种变通措施，调节新车牌照增长的内部结构。

例如，如果以增加纯电比例作为交换，同样可以起到既推动经济增长，又能缓解新能源汽车牌照需要等候8.2年的尴尬局面，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汽车海外并购》和《智能电动汽车》预测，北京全面放开限购或取消限购政策既无可能，但逐渐增加新增牌照中纯电动车的比例(例如2020年和2021年给予纯电动车的牌照比例从目前的60%增加到80%和100%)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