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有声音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很相似，无论是经济发展规模、房地产投资状况、人口老龄化现象还是东亚文化属性、储蓄和消费偏好，都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中国跟当时的日本又很不一样，未来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潜力，并且多方面条件正在逐渐形成。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当前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现象较为明显，地区之间差异巨大。经济重心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区域，未来将逐渐向其他地区延伸。

2017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有很大提升空间。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发展纵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为未来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战略规划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现代化城市群涌现。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创造转型升级潜力。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但并不妨碍教育红利持续释放。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是劳动人口总量供给减少，这在我国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事实。需要清楚的是消失的这部分人口红利主要是过去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普通劳动力，普遍存在学历素质低、单位产量低、消费倾向低的特征。现在劳动力结构已经明显转变，高学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逐年增多，2018年之后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800万，大量高素质人才供给预计将至少持续10多年。与此相对应，就业压力向高学历转移，前几年已经出现高学历青年“蜗居”、“蚁族”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滞后于人力资本升级，没有跟上劳动力结构转型。从另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已经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综合素质提升、消费能力增强，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较好的人力资本条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财富。

全面开放新格局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参与全球产业链，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然离不开对外开放，而且是要营造进一步全面开放新格局。当前，在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现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坚持开放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通过开放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质量生产要素，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将获得新一轮全球化红利。在对外经贸关系上，未来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除此以外，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更多改革试点措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并且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对外开放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以上正在形成的条件并不能确保我国未来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但能够促进我国经济运行整体保持平稳，在未来10年以内保持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国家之列。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逐渐推进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

一是深入推进全方位改革，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依赖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子难以长久持续，基建投资对民间投资还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依靠投资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通过全方位改革来释放新的潜在增长动能，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才能解决经济增长失速的问题。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果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改革开放，为了开放而改革;未来逐渐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为了发展得更好而改革。可以改革的内容非常多，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土地及资源要素改革、人口管理制度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等等，每一项都有很多工作可以逐渐摸索推进。通过全方位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技术进步动能、激活人力资本潜能，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产出水平。

二是淡化GDP增速目标，采取差异化的经济发展考核指标体系。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日益加剧，简单地以经济增长目标为重的考核体系已经不适用，应该根据不同区域设定不一样的考核指标体系。从当前的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差异而言，至少需要三类考核指标体系。第一类，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应取消GDP增速硬性考核目标，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环境治理等指标。第二类，需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需要采用以GDP增速为重的考核指标体系，附加项目投资、工业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相关指标。第三类，不适宜发展工业和现代化产业的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人口稀薄地区，严禁使用GDP增速为核心的考核目标，而是综合考虑生态、文化、宗教等差异性条件制定社会福利类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