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减税降费的呼声再次高涨。与此同时，市场还希望政府扩大支出，刺激需求。因此，一个自然的逻辑结果是，3%的赤字率应该打破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围绕着该不该打破，业界产生了争议。

总体而言，认为应该打破3%赤字率的人是从刺激需求以及降低企业成本的角度考虑，着眼于稳定经济增长。鉴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预期不确定性增强，在补短板这一前提下，适当提高基建投资规模是合理的;从为企业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降低税费成本也是积极的。

因此，在希望执行积极财政的人眼里，3%的赤字率红线应该打破，不能僵化地死守。从欧美等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看，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并不是一成不变，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事实上，在谈论该不该打破3%赤字率之前，应该认识到，虽然中央政府今年安排的名义赤字率为2.6%左右，但实际的“全口径”赤字率早已经超过3%这一红线，因为计算赤字率只考虑了一般公共预算，并不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另外，巨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没有统计在内。如果算上隐性债务、专项债券等，“全口径”赤字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赤字率是国家信用水平的象征。如果轻易扩大名义赤字率，像一些地方政府那样丧失财政纪律，可能危及我国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国内外对中国财政与金融形势的判断和预期。

当前，为了实现降成本目标，减税降费是必要的，但应该是结构性的，以利于结构调整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补短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一些基建项目，必然会适当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而地方政府财政扩张的空间不大。但是，降成本现在很迫切，不应该全部由降低税费承担，而是要降低由政府和国企垄断的要素价格，但这又必须以国企提高效率为前提，而不是给予财政补贴。

不应通过增加赤字的方式减税降费，而应守住3%的红线，在减税的同时缩减政府开支。我国财政支出较粗，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及时梳理，导致成本不断膨胀。比如每年财政要补贴养老保险，去年各级财政补贴各类社会保险高达12000亿，而且每年还在增长。为增强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应该尽快将央(国)企注入。与此同时，可以进一步精兵简政、简政放权，以缩减人员并改变成本高企的状况。事业单位改革应该加速，行政机构改革也应该逐步落实。

现在正是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要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进行税制改革，守住现有财政纪律。这应该是致力于制度重建的长远性的改革，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刺激需求”。在防范风险的时期，依赖刺激政策是南辕北辙的行为，也会冲击改革的严肃性。

当前呼吁扩大财政支出，与此前每一次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后要求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区别，这种习惯性的呼声背后，是“保增长”的维稳思维作怪。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要追求质量和效率，而不仅仅是规模与速度。在经济结构调整期，我们必须接受中速增长的现实，而不是继续依赖债务驱动高增长。巨量的地方隐性债务、过高的国企杠杆率，都是这种思维和行为的结果。现在，我们不应该继续举债保增长，而是要承认增速放缓的现实，防范风险的同时，通过制度改革促进创新。扩大一定的财政支出是为了“兜底”，而不是“增长”。

我们必须走出一个怪圈，即长期以来，在稳定(增长)与改革之间，总是更加积极于稳定(增长)。当经济处于正常运行时期，推动改革的内在动力不强，从而不断积累结构性矛盾;当债务与结构性矛盾积累到足够大的程度，推进改革又得更多考量各种风险因素。

现在，我们不应该继续依赖债务驱动经济增长，而要关注和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新的经济活力。至于短期内的需求管理，也应该将扩大财政支出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而不能单纯地提高赤字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