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居民收入情况怎么样，统计局给出了答案。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显示，经济最发达的京沪及东南沿海地区“荷包”最鼓，其中上海、北京双双突破5万元大关。西部地区则“囊中羞涩”，排在榜单尾部的新疆、甘肃和西藏不足京沪的三分之一。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同比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实际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31个省份中，只有9个省份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量和去年同期持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

  作为首都和金融中心，“帝都”和“魔都”坐拥中国最多的顶尖企业、金融机构和科研院所，人才资源聚集，产业优势明显，收入也一马当先。其中，上海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26元，北京为51772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统计局周三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季度，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由上半年同比下降3.0%，转为同比增长0.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970.1亿元，增长12.9%，金融业实现增加值5244.5亿元，增长7.0%。前三季度，北京新经济实现增加值9784.3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8%。

  此外，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32件，较2015年水平增长130%，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独居4万元阶梯紧跟京沪，天津、江苏、广东三个省份处在3万元水平，分别达到34469元、32667元和32034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虽然位居中国经济总量第一，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处在第六位，这或许和广东省内部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均衡问题有关。2019年中国城市GDP30强中，广东省仅深圳和广州两座城市入围，而浙江和江苏省入围的城市分别是3个和6个。

  名义增速方面，中西部地区“一马当先”势头未变。数据显示，增速前十位均位于中西部地区，西藏以11.05%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个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地区，四川和贵州分列二、三位，分别达到7.45%和6.79%，重庆、江西和湖南紧随其后，均超过6%。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对界面新闻表示，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既有新冠疫情下的短期原因，也有长期原因。

  他指出，短期看，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结构性分化问题之一就是工业部门复苏快于服务业，相较于东部地区服务业占比更大的经济结构，工业比例更高的中西部地区“享受”了疫后工业部门的快速复苏。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陶金指出，中西部地区近几年承接了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业规模扩张，产业持续发展，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人口减少，许多自然资源产业由于当地人口减少，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带来了人均意义上的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名义增速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其中，新冠疫情中心湖北、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处于后三位，湖北和黑龙江也是31个省份中仅有的两个负增长地区，居民收入同比名义增速分比为-5.52%和-0.13%。

  陶金表示，华北和东北地区收入增速较慢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经济、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近几年上述地区中的部分城市既存在人口流出的现象，又无法通过发挥当地产业的规模效应来弥补人口减少，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优势，如此一来，居民收入就会做出负面反馈。

  收入增长对消费产生正向推动，在国内大力推动双循环格局的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无疑非常重要。陶金指出，未来政府可能从提高民生保障、平衡城乡发展和促进人口流动三方面来推进居民收入增长。

  他指出，民生保障是托底居民收入、保证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必要手段。缩小城乡差距需要通过扶贫、农业转移支付、乡村振兴等方式来达成。在人口自由流动下，低收入人群流动到高收入地区从而增加收入，而低收入地区的自然资源产业(例如农业、采矿业、部分上游工业等)的产出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不会因为人口减少而变少，反而会因为人口减少导致人均产出增加，进而提高人口流出地的人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