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是一个敏感又纠结的话题。敏感在于既影响家国大计，又牵涉芸芸众生。纠结在于，因为牵涉利益，所有人都会从自身立场去解读和发声，民间舆论也在几个情绪化的极端上嬗变游走，鲜有冷静客观，从历史纵深的出发专业的分析。

我们应该回望历史的长河，探寻贸易战之历史必然，中国为什么躲不过、逃不掉、避不开?妥协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应如何抉择?

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

人类成规模的经济交换活动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1870年，全球贸易总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至20%。但此后的100余年中，再没有大的进步，这一比重一直在10%-30%之间徘徊。直至最近的这40余年，全球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之繁荣。这一比重突破30%后迅速上升至60%-70%的高水平，这是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格局，以至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断裂。

过去的40余年中，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几乎同时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一是政治上冷战的“铁幕”徐徐降下，两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峙的强权，最后以一方轰然倒塌而告终结。中国开启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促成这一格局解体的至关重要因素。作为结果，一大批廉价的资源要素突然呈现在西方资本面前，形成了巨大的结合机会。

二是技术上信息和互联网革命到来了。无论是信息产业的“摩尔定律”，还是依托信息革命的互联网经济，所谓“云大物移”，技术的伟大进步强力地驱动着要素之间结合效率的提升。

三是金融自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制度变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信用本位确立，金融高度内生化。金融不再仅仅是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的中介，已成为内生变量进入了生产函数，并逐渐成为最后财富分配的主宰。今天的商业金融系统将资源要素快速地实现标准化、证券化和资本化，三者结合的空间被无限地打开。在当下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很小的一笔实物形态的投资往往可能对应着一笔巨额的财富实现。

这三个方向的合力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

历史性的“清算”

我们感觉到，历史行进至今，参与这一过程的各方可能都进入了某种临界状态。

跨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随着资本属性从工商资本跃升为金融资本，再到科创资本，获取了极大的财富。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性技术进步的发生，今天这种极端悬殊的财富两极分化会给系统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与跨国资本结合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贡献要素收入，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应该为中国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入世以来的经济崛起感到由衷的自豪，我们几乎完美地抓住了历史的际遇。

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巨大体量而体制又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换言之，全球化过程本身超出了作为这一轮全球化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预期和想象。

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的发酵，这种逐渐不可逆转的趋势，造成了美国本土的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和制造业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美国的产业结构呈现极致的两端，一头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一头是高效的农业，中间演化成了全球代工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全球化如果用最简化的经济学模型来表达就是资本套利，资本是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可劳动力却因为主权和政治壁垒很难自由流动，所以人工要素的价差就转化成为了资本的利润。随着全球化深化，美国本土劳工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国际化分工的生产活动中。作为一个被抛弃的群体，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是长期下降的。

因为制造业边缘化导致投资萎缩，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内要素收入增长就会变得缓慢。贫富悬殊，人与资本矛盾冲突达到历史的高限值。今天美国0.1%的人所获取的收入与90%的人获取的收入相当，上一次出现相似的场景是在1929年大萧条的前夜。

所以2011年9月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2016年11月，带有民粹和极端保守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当选。

贫富差距扩大使不可持续的信用债务扩张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信用债务扩张又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从宏观上看，西方经济面临总需求的长期不足，有可能滑入“长期停滞的陷阱”。

开启贸易争端，虽然作为全球化受益方的美国“精英”阶层的短期利益可能会受损，但长期来看，精明的他们会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权衡，向受损过多的一方倾斜，可能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计。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从包容、多元化与全球化向反建制、反多元化、反全球化的方向演变，最终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强烈右倾的政治集团上台，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特朗普集团诞生于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断裂，所以其政治目标是“反建制”，即如班农所说的由大资本、大金融、大技术构成的一个全球化精英集团。建制的长期利益结合体是新兴经济体，而把两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叫“全球化”。全球化经过近半个世纪达到今天这一前所未有之高度后，原有的全球化规制已经无法容纳 “资本无界人有界”的套利膨胀，造成了西方和美国国内的资本抽逃和阶层坍塌。这种来自中下层相对贫困化的大众的不满在经济下行周期集中爆发出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中美贸易战都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躲不过，逃不掉、避不开。这是对过去近半个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某种历史性“清算”，至少也是一次重大的利益边际修正。尽管从长时段来看，全球化不会终结，但阶段性的逆转则是完全可能的。未来新一轮的全球化需要新的全球规制的构建和人类更高层次的技术水平的支持，这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贸易战不会轻易结束，也不会因为某一政治事件戛然而止，它的结束需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内分配机制的优化、阶层矛盾的缓和为前提。在这之前，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很难避免。

中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竞争焦点

坦率地讲，今日之格局，中美之间妥协的空间相对有限。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低调也不意味着就有多大的妥协空间。因为双方的目标处在一个根本对立的历史时刻。我们是要保卫实现中国崛起的全球化红利，而对方是要刨全球化红利的“根”。更确当地讲，是要冲击过去40年全球化既有的坚硬的利益结构，冲击全球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试图解构之并重组之。

中美之间目前存在的3750亿美元的贸易差额，只是双方谈判桌上明面上开价的筹码，并不是双方核心利益所在。即便双方贸易差额归零，也满足不了特朗普政治集团所诉求目标。对中国也一样，三千亿美元的贸易差额对于一个体量高达13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来讲，比重也相对有限。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的打击，对我们经济长期动能的损伤。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供给侧，大幅度地减税，贸易战制造自由贸易的摩擦成本，以及未来旨在增强美国长期技术领先优势的方向上将进行的巨额投资，都有可能改变美国过去30年潜在增长和实际利率的下行趋势。而由此带来的全球跨境资本的结构性流动，可能驱动美国企业部门进入资本支出的持续扩张状态，从而不断延伸商业周期的景气长度。

挑动激烈的贸易冲突的另一面是想把此轮经济景气扩张的成果尽可能留在美国国内，转化为家庭储蓄增加，企业利润增长，以及政府财政的整固，而不是全球化代工产业链的贸易出超。

而我们经过最近十年的极端金融繁荣，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大幅削弱，体制成本快速上升。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美国与世界竞争人力、资源、资本、产业的巨大压力。

换个角度看，美国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朗普经济政策目标什么也实现不了。美国制造业不能重振，根本没法培养美国本土的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提升，也就没法改变中产阶级三四十年实际收入不增长、相对贫困化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特朗普政治集团今天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政策往往都使至极限，对他来讲都是理性的。

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既然妥协无所得，我们就只能正视困难，立足自身，以积极地自我调整来尽可能扳回战略均衡，让特朗普抢不走、移不动。

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完备之工业体系，优良的基础设施，培养了大量的现代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成为今天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之枢纽。今天产业发展受困于成本的挤出，特别是体制成本的快速上升，如果我们能把成本有效地降下来，那么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中国的生产端，谁能真正移得动?

更何况，从消费端来看，中国同时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消费市场以及未来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过去5年中国政府做的最正确的一项政策，就是投入巨资打造了一张巨大的经济网络，把14亿人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人和物的连接，包括未来潜在的物和物的连接。万物联通形成的就是一个数据的海洋，为消费的升级、新旧动能的转化、和经济的转型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只要打通生产端和消费端“任督二脉”，时间就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仅不会进退失据，甚至完全可能后来居上。

打通“任督二脉”的瓶颈在哪?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货膨胀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体制成本上升的根源，抑制通货膨胀型增长就是当下最大的“减税”，当下最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两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

为此，我们要靠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大幅度地从政府部门、从资产部门向私人部门、向实业部门转移，实现要素的重构和生产函数的改造;要强力抑制经济租金，包括垄断的租金、土地的租金，把利润留给真正创造价值而非分配价值的主体;要建立稳定货币锚的政治保障。这需要我们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资本装进盒子里”。

中美之间的这场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竞争，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一过程中，比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自对紧迫感的不同理解以及突破既有利益结构的坚定意志，这决定着谁将获得未来新的一轮全球化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