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降低企业负担、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国务院日前决定，从2018年11月1日起，将现行货物出口退税率为15%的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面临去产能任务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不变。

同时，会议还要求进一步简化税制，退税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档，加快退税进度，今年底前将办理退税平均时间由目前13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这是中国在本年度第二次调高出口退税率。

这一政策主要是应对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挑战。美国已经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会继续对剩余商品加征关税。美国霸道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给外贸企业带来现实的出口压力，影响他们的投资预期，还可能因此出现产能转移的现象。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助于减轻外贸企业价格竞争压力，并稳定企业预期。

实行出口退税，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属于“不公正的贸易措施”，在性质上与补贴完全不同。此前，出口退税政策还要起到产业引导功能，不同产业实施不同税率，促进产业结构性调整。此次出口退税税率不再是以产业加以区分，除了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面临去产能任务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不变之外，均按照规则实施统一的公平的退税税率。

但是，提高出口退税率只能是暂时应对加征关税的挑战。中国企业出口面临的主要的和长期的挑战是成本上涨。因此，提高出口退税率只是治标，而治本则要靠更系统的改革。

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面临成本持续刚性上涨的压力，早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向外转移产能的现象，包括外资企业。应当说，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经济发展提升要素价格，中国制造业成本必然会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制造业成本刚性且过快上涨，一定是某种扭曲造成的结果。

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货币供应过多，导致土地(住房)价格大涨以及基建、低端服务业过度繁荣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房价大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企业土地以及与此有关的税费成本大涨，商业与厂房租金不断抬高，而居住成本的大涨也必然会推高劳动力价格。

2008年后，持续不断的地方基建与地产投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高薪岗位，从而对制造业就业形成虹吸效应。也就是说，基建与地产制造的虚假繁荣大幅抬高了土地与人工成本，并冲击了制造业。前者是低效的部门，且不可持续，而后者则因为成本上涨而出现外移现象，这与日本、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转型时期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类似。

中国的确需要通过成本的上升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是，这种成本应该是合规成本，即环保、税收、社会保障等需要严格执行，因为这些都有利于高质量发展与公正分配。泡沫化的土地成本以及低效部门的大规模就业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经济更高效率与更高质量的发展，也会导致制造业企业在转型升级前就因为“成本刚性上涨”预期开始外迁。

制造业的这种困境容易被忽略，因为我国在此时期恰恰希望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深信这些政策会有成功的结果。也就是说，制造业面临成本过快上涨时，被视为一种环境倒逼，以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但有可能将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吓坏了，并且可能会破坏产业链。这会引起系统性裂变。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主要的问题还是成本，这才是决定性因素，毕竟很多企业不仅出口，还着眼于国内市场，在外部与内部需求都在承压时，成本过高是主要挑战。

提高退税率是一次的努力，关键还是要降低制造业的整体成本，包括税负、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等。日前，财政部长刘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将超过1.3万亿元，同时我们还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目前，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降成本被说得最多，但落实得还不够。随着减税降费、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措施的深入展开，降成本的效果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