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本文以下称“通知”)，其中颇为吸引地方和市场之处在于，“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对在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情况和融资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按照市场化原则满足融资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

在近几年地方债强监管的背景下，“堵后门”愈发趋紧，“开前门”则十分谨慎，不少地方融资平台俨然成为“风箱里的老鼠”，面临重重压力，市场化转型进展也十分缓慢。这种背景下，此次政策举措的出台，地方不应视之为“开前门”的简单举措，而应在强监管框架内，利用其释放的政策空间，实质性地推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

除了“按照市场化原则”外，《通知》中还出现了一处非常重要的提法，即“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加大对资本金到位、运作规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的信贷投放”。2015年以来，启动了限额管理、置换债券、终身问责等改革举措，明确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形式。至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8.82万亿，债务余额16.47万亿，其中地方政府债券余额14.74万亿。2018年置换债券将收官，地方政府债务将正式进入债券化时代，“显性”债务改革与管理基本完成。

今年初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当前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3月6日中央印发的《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人大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其中对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指出：“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坚决制止无序举债投资搞建设，规范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决不允许新增各类隐性债务”。由此可推论，隐性债务问题已成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初起，各地已开始进行政府隐性债务数据统计和排查工作，摸清底数并有针对性制定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措施和办法。这也是《通知》中“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之前提”，因而存量优化将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的重点。顺应地方债务改革的基本思路，存量优化的目标有两点：一是债务期限管理，解决目前“短债长投”的严重期限错配问题，增加长期投资能力;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畅通金融资源流向中小微企业、服务其他实体经济的市场化通道，融资平台才能发挥地方层面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基础支撑作用。

要实现上述两点目标，既要顶层设计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地方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性推进。市场化转型的基本内涵是债务“脱钩”，防止任性举债，增加隐性债务负担和风险，同时建立平台以市场机制承担地方战略使命的制度框架，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无可否认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在民生、基础设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等层面仍将发挥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因而，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盘活庞大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资产，实现“资产变资本”，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背景下，资本化的思路必须跳出简单的融资和举债思维，而是通过市场化、资本化路径集聚专业资源和人才力量，解决长期以来“重投资、轻运营”的弊病，增加平台的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平台也将在市场化运营中不断发展壮大。

这种地方政府市场化转型思路，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另一方面，新型地方金融国资已经呼之欲出。这样一来，地方债务问题将从原来的“债务”与“税收”二元思维，进一步转变为“债务”、“税收”、“金融国资”的三元互动思维，地方政府管理债务的手段也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从而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之路更为顺畅。这种转型思路可视为197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国债、税收、国资”理论的地方应用探索。